Translate

2017年4月13日 星期四

對話李洪林(二)

對話李洪林(二)
習總日記(2013,4,3)
這時秘書進來,打暗語問要不要請他走人。
我示意不要。當個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就要顯示出最高領導人的氣度,哪怕心裡面一百個一千個不願意,當面還是不要發作的好。大不了事後把對方房子拆了賬查了人抓了,也不要現行動怒給臉色。這樣的好處,就是明明你下命令幹的齷齪事情,對方也會錯誤認為,黨是好黨,國也是好國,最高領袖更是大好人活菩薩一個,只是大好人活菩薩手下的人,背著大好人活菩薩乾了傷天害理的事兒。
不是嗎?大家想想,華國鋒葉劍英幹的粉碎四人幫的活兒,是不是把毛主席的錯誤都扣到四人幫頭上去的冤案呢?自然,四人幫有四人幫的錯,但終究不應該把他們說成是主犯,而把毛主席說成是癡呆、愚昧,被四人幫玩弄於張玉鳳之旁,『資治通鑑』之畔吧。林彪的事情也是一樣的。
現在呢,我也要做好人,搞點賞心悅目的事情,搞點雲裡霧裡的事情,多向胡耀邦趙紫陽薄熙來學習,多深入民眾中,多到地方上走走,高調唱唱,在西方是拉選票,在咱們這兒是贏得老百姓的愛戴。哈哈,有點肉麻啊!
胡思亂想時,李洪林說了很多。
李洪林繼續嘮叨:簡單說,改革就是掌權者主動拋棄社會主義制度,回到人類社會發展的共同大道上來,但是當局又不好意思承認這個事實,而是把它叫作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
。現在政治改革為什麼這麼難呢?因為掌權者戀棧,不肯交權,其實主動交權不是壞事情。羅馬尼亞的齊奧塞斯庫就是想靠強大的軍事和秘密警察的暴力維穩而被人民用暴力推翻的。因為歸根到底是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蘇聯戈爾巴喬夫改革時,軍方發動政變,想恢復舊制度,但人民不答應,所以葉利欽的反政變勝利了。這個例子很有意義——俄羅斯雖然經過反复,畢竟沒有演成內戰。今後這個國家在走向民主的路上或許會有曲折,但是誰想復辟社會主義,人民已經不會答應了。
我反問道:現在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道你認為是資本主義?有多少人民自發地懷念毛主席,懷念那個計劃經濟的毛澤東時代,你知道嗎?
李洪林自顧往前:李自成進北京,四十天就完了。共產黨雖然進城已經六十多年了,但也在腐化。1949年西北解放,我從延安到西安以後,發現一些老幹部見面時,往往半開玩笑半當真地問:'你還沒換老婆?'當時一些老幹部丟下糟糠之妻,換個年輕漂亮的姑娘,已經成為一種風氣。現在我回頭想,其實這還只是小菜一碟, 無非是在家庭生活中喜新厭舊而已。更大的事情是國家的政治生活,是這個黨和人民的關係。原來是在野黨,現在成了執政黨,原來只有局部的權力,現在掌握全國的權力,這就大不一樣了。這就談到了所謂的新社會,新社會就是用共產黨自己的理論即社會主義定做出來的社會。列寧說過蘇維埃是一個大機器,每個零件完全由中央控制。雖然開始還沒到這個程度,但是逐漸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的社會結構後,所有權力全都集中到共產黨的手裡,全國所有的資源,所有的居民,全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處理或改造,這是多麼愜意的事情!權力腐蝕人的規律哪個人能夠抗拒?起初中央還能意識到腐化的危險,不但編個《霓虹燈下的哨兵》演給黨員看,還槍斃了兩個地委書記一級的干部,殺雞給猴看。但這些努力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當時還把腐敗的原因推給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其實真正的根源在自己身上,在於自己所獨占的不受制約
的權力。
我爭辯道:谁愿意被約束?一黨專制有一黨專制的好處,這點很多人都承認,集權國家可以辦大事,特別是能辦'崛起'的大事,能辦'中國夢'的大事。
李洪林說:擁護(薄熙來)的是窮人,薄熙來是挪用國家的財政經費和他用黑打的強盜手段搶來的民間財富來施捨給窮人以便收買人心。還用搶來的不義之財,上下左右結交見不得人的'關係'。這個賬還沒有給他算呢。另外他也收買了一些無恥文人和演藝界的明星幫他鼓吹重慶模式。拿著國家的錢慷慨施捨,確實能夠籠絡得住一部分人的心,但是真正按照這個路子走下去,會是一個什麼局面呢?王立軍不就是他的特務頭子嗎,重慶人就生活在王立軍這種鷹犬的爪牙之下。在他統治下的重慶,不但老實經營的企業無法生存,而且人人都生活在肆無忌憚的黑打恐怖中。薄熙來這個人誌在最高權力,一心想爬到中南海的第一把交椅上,成為第二個毛澤東。到咱們訪談時為止,他這個案子還沒有開庭,我不知道中央有沒有這個決心,把他的蓋子徹底揭開。當然,他的罪行必須由檢察院提起公訴,由法院獨立審判,治以應得之罪。但為什麼不能從政治上刨根問底,弄個水落石出呢?為什麼不舉一反三,從制度上杜絕滋生薄熙來式野心家和獨裁者的土壤呢?
我說:把蓋子徹底揭開?你說得輕巧。要知道'拔蘿蔔帶出土'。蓋子揭徹底了,共產黨政權也會完蛋。你也是老黨員,若是要了共產黨的命,你於心可忍?
看上去李洪林對薄熙來意見很大,他說:薄熙來是長在現有體制上的一個毒瘡,把他揭開,把膿放出來,會​​揭出這個體製本身確有培育這種人的土壤。他的根扎在什麼地方,把根拔起來必然牽扯到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這需要現任領導的勇氣和決心。但是牽一發而動全身,很有可能適可而止。如果是這樣一個結果,不知道哪一天在什麼地方又會冒出一個新的薄熙來,因為滋生腐敗的土壤還在。現在想起來真有點後怕:幸
虧薄熙來打了王立軍一個耳光。王立軍一跑,這個膿瘡的頭就破了,他要是不跑,現在薄熙來怎麼會在監獄裡?早就坐在中南海裡參加十八屆常委會議了。
我說:這又有什麼可怕的?請你想一想,如果我是另一個薄熙來,隱藏深,不暴露,直到佔據最高領導人位子,我就會存心把黨和國家搞亂嗎?我也想好好地帶領黨繼續執政,領導這個國家走向富裕。毛主席這麼樣,開創了新中國,不是照樣把國民經濟搞得亂七八糟嗎?想徹底剷除什麼毒瘡膿包的土壤,只能說明你們這些知識份子的天真、迂腐。
李洪林:如果把眼界放遠一點看,陳希同薄熙來事件都是現行體製本身的產物。我的意思不是說中國的各路諸侯都是陳希同薄熙來,問題是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一黨專政體制,如果不轉型為民主憲政,把權力關在籠子裡,那就不僅會產生更多的陳希同和薄熙來,而且必然釀成大亂。
我說:你這話我就不要聽了。大亂之後,共產黨要么倒台要么穩住政權,沒有哪個傻子,因為怕大亂來臨,而先交出政權。轉型民主憲政,就是讓共產黨自動投降繳槍。我們才沒有這麼笨。真是杞人憂天,天還沒塌下來,自己就去找死。
李洪林絲毫不受我影響:至於說到如何處理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我覺得非常簡單:只要按照你所說的'落實憲法',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就擺正了。知識分子最重視的,就是具有獨立人格,能夠自由思想。只要他能真正享有憲法賦予的公民權利,不必擔心被扣上'自由化'的帽子,他和黨的關係自然就'和諧'了。至於自由的底線,只能由法律來界定,而不能由黨來界定,因為黨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活動,沒有超越法律的權力。其實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用法律給一切有權力的組織和官員劃了底線:必須保護公民的各項自由,不得侵犯。然而最​​有諷刺意味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至今還是一紙空文!
我說:憲法第35條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憲法第35條,不是從天而降的憲法35條。沒有黨的領導,憲法也不存在了,別提什麼35條。
李洪林跟我講道理:我認為,先把現行憲法裡面有關公民權利的條款落實下來才是最主要的,這一步也可說是很重要的政治改革。本來,落實憲法是把以前就有的公民權利予以實現就是了,還談不到改革。然而原來憲法上的公民權利條文只是給人看的,從來就沒有實行過,而執政者隨意侵犯公民權利的違憲行為,卻能明目張膽地進行而無糾正的機制。從這種現實出發,落實憲法確實可以稱得上是重大的政治改革,落實以後人們有普選權,有言論自由,結黨自由,國家就已經轉上民主的軌道了,別的都是次要的,可以再慢慢修訂。比如說序言裡講的堅持四項原則就應該取消。憲法至高無上,誰能組織政府,由選民決定。憑什麼把一個黨凌駕到憲法和國家之上? 而且序言本身就沒有什麼法律上的價值。憲法是法律,每一條都有權威,是要執行的。序言又不是法律條文,放到憲法里幹什麼?
我憤怒道:憑什麼我們祖上從國民黨蔣介石那裡打下來的政權,要與你們共享?你們有本事來打我們呀,如果覺得我們太強,你們也可以去打台灣,或者打其他小國家。打下來之後,你們說要搞民主,要公平選舉,然後我派幾千萬黨員去你們那裡,通過選舉把你們流血打下來的江山奪下來,你們願意嗎?
李洪林沈浸在他的幻想中:現在當局特別強調'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其實是從側面反映了這個黨對馬克思主義,對一黨專政制度的合法性,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已經失去自信。所以失去自信,也不是什麼思想不堅定,而是客觀上這條鄧小平道路已經走到盡頭,就像1976年毛澤東道路已經走到盡頭一樣,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集中表現為官民矛盾的各種深層矛盾正在接近​​臨界點,雖然表面上一片鶯歌燕舞,但領導層應該是一清二楚。據說當今中共領導核心也很
坦率地承認面臨統治危機,如果這是真的,確實值得肯定,因為這是主動改革的前提。相反,如果對已經到來的統治危機一方面茫然無知,一方面又充滿自信,那就真是不可救藥了。
我自信滿滿:我自信能做滿十年任期,而且在這十年當中保證政權穩固。這就是我的自信。你沒有權力在手,搞民主搞專制都與你關係不大,空唱民主的讚歌多麼容易啊!如果你有一官半職的好處,你就不會這麼羅哩八嗦了。
李洪林最後說道:我認為政治制度非改不可。一個黨沒有理由永遠壟斷國家的權力,不改革一黨專政,遲早會釀成動亂,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我反對推倒重來, 那將給整個社會生活造成巨大的震盪,付出沉重的代價,我們需要的改革是使整個社會生活平穩有序地轉上民主憲政的軌道,這裡面最關鍵的一步,就是你所許諾的落實憲法',這是最現實的一條路。
不過作為一介書生,我既沒有權力也沒有資金,也只能把話說到這里為止。至於改不改、怎樣改,那就是政治家的事情了。 ”
我擊掌讚道:嘮叨老半天,末了一句我最愛聽。
望著李洪林離去的背影,我想,從與李洪林的對話中,我應該已經找到如何給人民群眾許諾,如何給他們方向,如何給他們一種我們走在大路上,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的感覺。
給糧食,不如給承諾;給承諾,不如給夢想。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